但是我认为，减税有利于增加国家的长期竞争力。
现在，在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这些反映经济增长数量方面的指标，河南的表现都非常突出，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快。但是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反映发展水平这些指标方面有比较大的差距。
十一五以来，应该说河南又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和全国一样，处在一个非常重要、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过去的十年，改革做了什么，经济学做了什么？当我这样问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城市居民考虑的是如何把外地人挡在外面，不让他们分享自己的福利，在全国城市常住人口即将要跨越一半的时候，有些城市的外来人口早已经是多数。请原谅我放下手头的正经事，写上面这段文字。
这使我仍然记起上世纪末曾经红旗飘飘，而且白衣飘飘的大学时代，提醒我把方向望得清楚，把羽翼张得丰满。当然，从学理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今天的难题都是80、90年代改革的后遗症，但历史不能改写，当下的行动停滞如何能用前辈的疏漏来作借口？我必须承认，过去十年，经济学研究的进步速度堪比神州火箭，回头来看，甚至五年前发表的论文都已经不能入眼。所以，发达国家已经通过实践证明相对成功的实践经验就是，如果你想当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想做官时，你就别想发财。
其次是，因为涉及到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分配，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就直接地和价值观和道德性相联系，和大多数人利益相违背，危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也不可能是真理。但经济学家和专职政治家不能这样，经济学家和专职政治家必须不食人间烟火，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求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垄断。
同样，如果政府和执政党处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尽管他们这种贪婪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机制和市场竞争的动力，但超过了一定的程度，就必然地成为市场经济的危害。
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因为单靠自身免疫力风险很大，效果不好。这是因为：在当前的中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是扩大内需的最有效途径，而扩大内需就是最有力的提高就业率的手段，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提高工资会严重影响就业的话，那么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这种影响将是非常有限的。第一个方面，我们的政府怎么能够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转变到一个有限政府，…………第二个方面，我们如何从一个离线的政府转变到一个在线的政府，这个要求助于我们现在的网络技术。
2、 本次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张维迎先生说：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政府与政府管制、如何通过放松管制来推进改革，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是最重要的。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常识。
更重要的是二害相权选其轻，我们必须，也只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保障就业和提高不合理的工资水平二者之间作出政策选择。就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性价比来说，应该完全具有这种涨价的空间。
但面临危机政府不干涉肯定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
其实我们是在加大这个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平缓周期。经济学家主张和提倡怎样的经济理论，或者对什么经济理论保持沉默，甚至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而说假话，等等，都不但直接关系到社会上各群体的利益分配，也直接地和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和道德性相联系。如果这话确实言过其实的话，那么人类虽然不可能以人类的意志改变世界，但却完全有可能按照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来加速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张维迎先生却说：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只要不批准，就不会有新药，当然也就不会有假药。张维迎先生说：公平可以理解为‘ 机会均等，也可以理解为 ‘ 结果均等。
这是因为，相对充分的竞争还是比较容易的界定的，只要有效地管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脚和有效禁止违法行为就基本能够达到相对的充分竞争的市场要求。那么，张先生说的，《卖拐》中庸医害人，是否世界上出现了庸医后，人们都不应该再找医生看病了？文盲都知道不可能，我相信张先生也不至于傻到因噎废食。
第五，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难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使得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
张先生还说：根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这样看来，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但这种试错式的摸着石子过河的发展模式，也肯定是一种滞后的、被动的、缓慢的发展模式。这似乎就等于否认了政府调控经济的必要性。甚至更重要的是在什么恰当的时刻及时退出，都是应该进一步深刻探讨的重要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和经济学家必须有效而正确地引导这些被注入的货币流动量，使之流向对解决危机有效的领域而不能让它们冲击资本和资产市场，形成新一轮的泡沫。要紧的是，从理性上去了解服从那些我们不能详细地领会其运作机制的力量的必要性，就要比宗教甚或对各种经济学说的敬意所激发的卑下的敬畏感驱使我们去服从它们时还要困难得多。
第二，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自然地通过市场固有的调节作用——通过过剩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趋低来减少劳动力供给，重新实现供求平衡，使价格（工资）恢复到合理的区间，自动、自然地实现新的市场均衡。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政治惯例就是决定经济政策的经济理论家和专职政治家的收入和私人利益是不能自己去争取的，必须，也只能由议会来规范，必须通过一整套公正的法律程序才能决定。
从制度上赋予人民群众自己争取和捍卫自己利益、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的民主权利，全心全意地依靠中华民族的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共同力量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民主的复兴崛起，包括精英和民众，缺了谁都不行。[35]我想请问张维迎先生，张先生在这里是在论述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吗？国民无法选择政府的市场经济，是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吗？很显然，国民无法选择政府的制度，是绝对没有资格被称为市场经济的。
在这里，不管是我们人类客观上真的是多么地无知，但只要我们是人，而不是动物，我们就应该，并有责任去争取和完善我们的理性。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一样。正是通过这种服从，我们才能够每天协力筑造某种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所能充分了解的还要伟大的东西。这里的人不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应该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是指每个人和一切人。那么，怎样把市场中人们的贪婪限制在正常的有效的范围内，就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和职责。
（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原则），还会有政府本身很难承担责任的事情吗？情况肯定大有好转。[12]也就是说，张先生认为，与其让政府来调控经济，还不如依靠市场自身的纠错机制。
其实，从宏观上来说，世界上所有真理，都具有这种特点。但是，一个政府给他的国民施加的规则太多，不合理，他的国民通常没有办法逃跑。
那么机会均等，或者说，市场经济自发、自然的机会均等，客观上能够自动实现相对完善的结果公平吗？如果正如我上述的这种劳动力过剩环境中市场经济自发、自然的竞争的机会对劳动者并不均等，或者是劳动者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的话，那么市场经济自发、自然的机会均等就一定比结果公平重要吗？甚至会不会反过来影响效率呢？正如上文所述，我既反对效率，或者说是机会均等比共同富裕重要的观点，也反对反对经济学和价值观、道德性无关的观点。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